布迪厄谈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
Pierre Bourdieu，1930.8.1－2002.1.23
知识分子并不习惯对自己的活动进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不光针对知识分子行动的那个世界，而且针对知识分子自身和知识分子行动的前提(或社会因素)。这一研究项目潜在的新颖之处在于：在对知识分子是什么、能够做什么进行最大可能的现实主义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目的和手段。即便冒着乌托邦主义或不负责任的危险也必须强调，知识分子任何伦理的或政治的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对知识分子世界如何运作周密理解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paradoxical beings)。只有在对纯文化(pure culture)和入世(engagement)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而这种经典对立不过是知识分子关于自身的许多虚假观念中的一种。
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克服纯文化和入世之间的对立，并在这一克服的过程中，历史地出现的(1)。因此，知识分子是二维的存在者(bi—dimensional beings)。文化生产者要取得知识分子的名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他们必须做专职的文化生产者，而不是政客。尽管自主和入世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式的对立，但仍有可能同时得到发展。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专门知识(比如奥本海默的科学权威、萨特的知识权威)而区别于世俗利益的独立性越强，他们通过批评现存权力来宣称这种独立性的倾向就越大，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政治立场，这政治立场的符号有效性也就越大。
要论证这些看上去先入为主和主观武断的观点，回顾一下产生知识分子的那段被忘却的或受压制的历史是很有帮助的。这种历史之所以异乎寻常地不断重现，就是因为对自主性的追求，总是伴随着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的不断变化——一种在投身当前事件和退回象牙塔之间寻找平衡的行为。十八世纪，“哲人”(philosophes)“入世”(1765年，伏尔泰在《哲学辞典》题为“文人”的论文中，将这种“入世”与堕落学术界的经院蒙昧主义相对)的逻辑延伸，就是参与到法国大革命的“文人”活动中去。
在王政复辟时期，“文人”被认为不光要对导致大革命的颠覆性思想(这些思想首先通过报纸流行开来)负责，而且要对过度的革命恐怖负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浪漫派诗人)看他们的眼光不光有怀疑，甚至还带有一丝轻蔑。在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些诗人对哲学家干预政治和用理性观点看待历史变迁的特权提出了挑战，并通过恢复宗教情感以对抗理性和对教条的批判来宣泄他们的自主渴望。但是，一旦复辟的反动政治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他们就又开始捍卫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自由(比如米什莱和圣西门)，恢复十八世纪哲学家的预言功能(比如雨果)。
然而，另外一种走钢丝般的行动——民粹主义的浪漫主义，在1848年革命前几乎影响到每一位作家，却在进步运动失败和第二帝国建立之前就销声匿迹了。对1848年革命的幻觉被打破了以后，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disenchantment)，这种幻灭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它创造了新的拒绝入世的条件。为艺术而艺术的捍卫者，像福楼拜和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把纯艺术和社会艺术、资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后者在艺术的内容和接受方面都屈从于资产阶级主顾的规范。他们拒绝因创作产业化的文学而受到奴役(目的不是糊口)，只对同人的批评做出反应，他们把文学场域的遗世独立，等同于作家拒绝走出象牙塔去行使任何符号权威(这就和雨果之视诗人为先知以及米什莱的预言家式的学者决裂了)。
只有到十九世纪末文学、艺术、科学场域达到高度自主，这些自主场域最自主的行动者才认识到，自主并不等于拒绝政治，他们可以以艺术家、作家、学者的身份干预政治。和基佐和拉马丁这些文化生产者不同(这些人事实上成为政客)，这些自主行动者是带着一种权威进入政治的，这种权威深深地扎根在其学科的自主性里面，源于学科核心的价值，如伦理上的诚实和专业能力。具体说来，人文权威和科学权威在左拉的“我控诉”以及支持他的请愿活动这样的政治行动中得到了坚持。这种新的政治干预的模式，扩大了构成知识分子身份的“纯洁”和“入世”的概念。这些干预行动产生了纯洁政治 (politics of purity)，正好构成国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的反题。
这种反政治的政治活动的基础，乃是自主性场域的存在，其根本法则，就是拒绝经济和政治的高高在上：拒绝金钱、权力、荣誉这些目标和价值在自主性场域的支配地位。左拉在德雷弗斯事件中表明立场的时候，这种转变就已经完成了。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扩张他们那个头足倒立的世界的界限，以坚持他们对金钱和商业目标的拒斥。现在，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伦理(特别是与性有关的事情)和政治中郑重陈述他们的相反价值。从社会秩序卫道士的角度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越界(一些伦理和政治问题还闹上了法庭，波德莱尔、福楼拜还有左拉都碰上了这种事)。知识分子以超越和取代狭隘价值观的名义，通过支持左拉对军方的批评(或者像很久以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们通过在121人请愿中公开站在敌人一边)，坚持他们有权逾越那些最神圣的集体价值——最惊人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为了实践道德领导权，他们从伦理普遍主义和科学普遍主义的不成文法中寻求权威性，有时，还在战斗中推进集体动员，将自己场域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社会。
对知识分子形象起源的上述概述表明，出世和入世(retreat and engagement)这两种知识分子特有的、互相对立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吊诡的综合，并不是一下子发明出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这种综合既不稳定，也不确定。它使得文化资本的拥有者，能够退回到一个个由历史的钟摆保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退回到纯粹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或纯粹的政治行动者、记者、政治家等等的角色上去。这种综合也意味着，这两种对待政治的可能态度之间的平衡，能够从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对自主性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内在于文化场域的)，必须要考虑世俗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随着历史和国别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们可能存在于文化场域之外(如教会、国家，大型工商企业)，也可能存在于文化场域之内，但在文化场域内的时候，它们都掌握在那些控制着特定生产和分配手段的人(出版商、编辑、电台和电视台的行政主管等)手中。
历史和国别所带来的变异(variations)，是文化场域和统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函数(function)，但这些变异不能掩盖那些常量(invariables)，这些常量才是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有可能团结起来的基础。同样的自主意志(will to autonomy)，可以在对立的立场上得到表述［一种情况下是世俗的，另一种情况下是宗教的，这儿是入世的，那儿又是出世的(detached)］，这取决于自主意志必须对抗的权力的结构和历史。来自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倘要避免由于偶然的或表面的对立(这些对立的根源是，相同的解放意志可能与不同的障碍发生冲突(2))导致分裂，对此就须有清醒的认识。
为控制这些有可能造成分裂的对立，来自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对那些无常权力(transient powers)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必须在与这些权力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他们必须学会在与自己传统迥异的知识分子的成果中(特别是这些成果中令人难堪和震惊的方面)发掘那些过去或现在因为对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些经验产生的效果，或与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这样意义暧昧的政治运动，或所有对文化活动持敌意的政治活动相对峙而产生的效果。在谈到普遍性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危险倾向，那就是只表述一种和特定的知识分子小世界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无意识。
上述的这种历史视角，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今日知识分子境况的视角。今天法国流行的对革命乌托邦的痛苦放弃，在许多发达国家早就发生了。对政治的拒斥——常常和回归宗教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这是一种所有可能的步骤都已经玩过了的残局状态，也许会导致一种冷漠的怀疑主义。在法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知识分子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常常已经遍历了所有可能的政治位置。但是这种状况也可以揭示一种洞悉(lucidity)，这种洞悉与愤世嫉俗的冷漠无关，如果和一种科学地获得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还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
知识分子的吊诡性质，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所有寻求强化其政治效果的政治活动，都不得不遵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路线。一方面，尤其要通过斗争确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保证文化生产者有一个保持自主性(首先体现在知识活动成果的发表和评价形式中)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强化每一领域里最自主的生产者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创造适宜的制度，让最自主的文化生产者不受象牙塔的诱惑，以使他们能够使用特定权威集体干预政治，为保障他们自己控制文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合法性的最低目标而奋斗。
因此，知识分子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为维护保障自主性的必要手段而集体奋斗。然而，某种负罪情结总是把知识分子变成“同路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而是号称代表无产阶级说话的二流知识分子的同路人)，结果就是知识分子总是强调捍卫首要的普遍目标，而把捍卫自己的利益贬斥为一种法团主义的表现，忘记了捍卫普遍性首先就要捍卫普遍性的捍卫者。其实，文化生产者必须捍卫对不同的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必不可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也就是所谓科学、艺术、哲学、法律等等的物质工具和知识工具得以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空间。知识分子不必带着自责和道德迟疑来做这些事，因为，他们通过捍卫知识分子整体而捍卫了普遍性。这里可以举一些知识分子为捍卫艺术家、作家、学者的共和国而应当采取的恰到好处的行动的例子：科学研究者抗拒科学管理者的把持，以捍卫自己对生产和评价方式的控制，而这些科学管理者通常因为自己的缺陷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但却在对研究的逻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试图对研究者进行管制；对所有研究领域(无论人文，还是科学)的前卫生产和发行网络的捍卫，以反抗某些编辑的商业兴趣；艺术家、作家、学者坚持一种道义准则或一种实际权利，来反抗新闻媒体的崛起，以保护作者不被错误引用或错误表现，等等。更进一步，保护年轻的教授或研究者反抗所有形式的歧视，特别是政治歧视。
理性这一历史的产物，必须运用历史性的努力来不断地加以再生产，从而保障理性思想得以可能产生的社会条件不被超验的错觉所破坏，这种超验的错觉往往把理性的普遍结构限制在意识或语言里面。借用一下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根据他的观点，美德是一种公共秩序的产物，在这种公共秩序下，公民对美德感兴趣)，有必要运用政治家常常使用的非常实用和具体的方式来不懈地工作。同时，还有必要关注教育节目的内容、教育电视和文化电视的保护这些领域；对文化保护主义(它阻碍了思想的国际传播)进行质疑，以创造一个对理性和真理感兴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共和国也非常必要。和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相反，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学，一种理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c)。没有超历史的沟通普遍性这回事，只有社会建构的有助于生产普遍性的沟通形式，这种沟通形式的逻辑已经表现在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的社会逻辑中，而这种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又通过对发生在科学世界中的那种交流的一般化而得到典范的描述。在科学世界中，竞争，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的：没有人能胜过其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论点、推理和证明，这样就推进了理性和真理。
然而，这个纯粹理性的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些今天对人文科学，特别是社会学遇到的困难大惊小怪的人，忘记了自然科学为了生存和延续所经历的大战。一种解放心智的科学，只能在一种使之可能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这种条件预设了，一个民族(nation)对另一个民族的支配，一个民族内的支配都应该废除。这些支配形式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那就是把那些不同意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秩序之隐含前提的人从科学竞争中排除出去，收回拨款或研究贷款，或通过科学规矩仲裁者最微妙的审查手段，都可以导致这种排除后果发生。
制定一种标准对话(measured dialogue)的规则，或者制定一种在机会均等的同行中进行纯粹而彻底的竞争的规则，并不是一件易事，甚至在最纯粹的学科像数学、音乐、诗歌中也是如此。文化生产的场域有它们自己的垄断和支配关系。学者和艺术家们之间真正的交流，也许只有在所有当事人都付出巨大努力后，才能达到自主和普遍性的理想状态。离数学和诗歌这样的学科(它们的自主性，既由于其作品的晦涩难懂，也由于其事业中缺乏直接的社会“利益”而得到保护)越远，离拥有巨大社会影响的社会科学越近，自主性就越难获得，也越难捍卫。如果说建立理性对话的机制很难，原因与其说是研究者没有能够控制他们的欲望、动机和利益，还不如说最自主的从业者不断受到最不自主的从业者背叛性竞争的攻击，这些听命他人的从业者(heteronomous practitioner)，总是能找到途径，通过求助于外界的力量弥补他们的弱点。叔本华认为，最虚夸的背信(rhetoric bad faith)就是去争论一件只能由这个领域的外行才能摆平的事。经济学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社会学家也在内，都时常面临着类似策略的威胁。因此，新闻记者、作家和二流社会学家在诉诸常识反对社会学建构的时候，能够指望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社会学的建构，像在任何科学中一样，却是挑战常识的。
因此，争取自主性的斗争首先是反抗这样一些机构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他们把对外部经济、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依附引入到学科内部，这些人要不将自己的生产屈从于商业目的，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做出更微妙的牺牲(比如作家)，要不就是利用自己同外部势力(比如国家、政党，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样)的有利关系来加强对本学科的支配。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外部的规范才取代了文化生产场域的特殊规范。这种异质性借以入侵文化生产场域的特洛伊木马，往往是这么一些人布下的，这些人，根据该文化生产场域的既定标准，是最被看不起的生产者，他们经常受到诱惑在本场域外结盟，意图颠倒场域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些人还最易受世俗诱惑，因为他们最没有前途。的确，如果内部承认并不能绝对保障自主性，它至少可以保护那些它认可的人不受补偿势力 (compensatory powers)的企图的伤害，不受这些势力授意的报复的侵害。
上述还只是持续威胁文化生产的那些最普遍的机制。如果说今天一个深思熟虑、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运动对捍卫文化场域的自主至关重要，那是因为这种自主正处在危险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今天对文化场域的威胁是一种新的威胁。首先，想一想由国家造成的威胁，这种威胁，其实既可能出自敌意，或者意在审查，也可能不过是出自过度的关怀。在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政治所关心的东西(文化部长和文化部门的存在等等就是证明) 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冒着伤害自己的危险)利用国家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必须学会获得国家保证给你的那一份(比如，国家答应给学者的职员地位，这可以使他们免受经济的束缚)，以坚持自己面对国家的独立。更切中肯綮地说，这种新的威胁是由财政的世界对人文和科学的世界越来越强大的穿透造成的，比如，新的庇护形式，以及某些经济企业(那些最现代的，比如德国的戴姆勒一奔驰，还有银行)和文化生产者之间新的联盟；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大学研究者越来越频繁地向外界要求研究赞助，他们也越来越急切地要完成直接符合商业利益需要的任务(比如德国的技术中心和法国的商业学校)。
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很明显了。那些依附于大型文化机构(报纸、电台、电视等)的生产者，也越来越被迫接受和采用像工作节奏这样的规范，他们多多少少无意识地把这样的规范当作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比如，快速阅读、快速写作，这已越来越成为新闻生产和批评的规则)。文化分为两个市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一方面是为其他文化生产者生产的生产者，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生产或产业化的文学)的格局，现在也许会受到威胁。商业生产的逻辑越来越把前卫生产挤向边缘(特别是在文学领域，通过书籍销售的压力)。另外，国家庇护，看上去使文化生产者得以逃避直接的市场压力，但实际上却通过各种委员会给人文和科学研究施加规范化的压力。这种状况提醒我们要警惕来自庇护关系的礼物可能会有毒。
但是，最严重的危险，还是剥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倾向。在最为自主的生产场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生产者建构了他们自己的市场，生产者只把自己的竞争者作为消费者(比如在数学或前卫诗歌、绘画领域)。然而，新闻记者的批评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或政治约束，却越来越多地和同人判断展开竞争：知识分子场域越来越像一次政变(specific coups)或新闻事件(media events)的场景——目的在于操纵收视率的新闻调查，重大事件发生时报纸发布的名人榜，等等，特别是意欲成就或败坏作者、作品或学派名声的新闻大战。更一般地，新闻界和它对可读性、时事性、新颖性的世俗标准的追求，通过对编辑实践施加压力，在文化生产中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电视中上镜成为对知识分子能力的评价标准)。(3)
文化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现在已经由出版日期、主题、书名、开本、部头、目录和版式来决定，以迎合新闻记者的期望，这些记者通过谈论它来创造它(如果它不仅仅是媒体中人——他们的签名仅仅由于媒体支持而成为抢手货——的产品)。权力——经纪人对流通手段的控制(这传递了一种合法化)，并不从来都是这样广泛，这样深入；前卫作品和畅销书之间的边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模糊。由于缺乏必要的眼力，记者式判断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他们有意地将最自主的生产者和听命他人的生产者自始至终混为一谈，后者，就是那些所谓小品作家，柏拉图意义上的智巧之士 (dexosophers)，他们对于表面艺术(像广告代理人、民意调查员、新闻记者等所把玩的那类艺术)的精通，使得他们能够创造出科学的外表。
知识分子国际
取得或重新取得保障、捍卫自主性的手段，应是任何知识分子行动的首要目标。但这种行动(可称为法团主义行动)本身并不是目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干预会把这种行动扩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干预又会有效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至关重要。当艺术家、作家、学者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特别是在这种公共论辩涉及他们管辖范围 (jurisdiction)内的事务时，这些问题就更显得尤为关系重大。吊诡的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就更说明问题了。
知识分子从公共辩论中被排除出去，是好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爬到大的公共甚至私人企业、政府或行政级机关管理位置的更高级别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拥有学术头衔，以往虽然是经济领域的被支配者、但在确认自己文化层次优越方面毫无困难的知识分子，却发现现在要面对一帮在文化层次上也堪与他们竞争的经理人员。这些新贵(new madarins)(在该词最强的意义上，因为他们是基于其学术头衔的威力来行使权力的)，毫不犹豫地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传统文化发现自己被贬到无用、琐碎，一句话，雌伏的地位上。
专家治国就是这样借助对大众传播的控制，运用其权威促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公民不再关心公共事务。这一趋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法国核工业领导者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贵族——高级文职公务员、重要理科学校的毕业生——获得了法国大多数公民几乎无条件的特许(full carte blanche)(法国的生态保护运动特别是反核运动比较薄弱，这一点人所共知)。要理解这个非同寻常的秘密，像往常那样指出专家在使可能的批评趋于沉寂方面多么有效是不够的。对个人责任的否认(这在今天对寻求将他们关于生产力、产量和竞争的价值观普遍化的“核子治国论者”和所有专家治国论者都是有利的)，其基础不过是学术精英统治(academic meritocracy)的逻辑，这种逻辑赋予那些快乐的少数一种史无前例的合法性。
左翼和右翼的专家治国论者，以及所有把政治化约为管理(management)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只是一个专门技能问题)的人，在新的传播专家治国论那里找到了乐意的合作者。后者通过新闻记者的判断以及由其触发的经济效果，越来越直接地对文化生产进行干预。那些垄断了通向传播手段的道路的人，甚至在没有意识到或做出尝试的情况下，就促成了知识缴械以及相应的政治缴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传播的情况下，他们在无所不在的传播体制的中心创造了一个真空。并不只有宣传或隐讳的劝说的效果，还有虚假的甚或真实的问题：日复一日的喋喋不休占满了所有的符号空间。其结果便是一种吊诡的符号效果：通过不断的灌输创造真空。
专家治国论者和他们组织严密的知识分子军团，就是这样垄断了公共论辩，并威胁到职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这经常是和后者合谋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和相应的专业化的进步，拒绝采取总体知识分子的立场。尽管旧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了，知识分子不必在萨特发明和身体力行的总体知识分子(总体知识分子认为，对所有他们时代发生的问题，都有权利和义务，只依赖自己的理智的力量，采取一个立场)，和福柯意义上的特殊知识分子(特殊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干预局限在一个特定知识和经验领域)之间做出选择。今天必须发明的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可能产生一种代表知识分子大集体的声音，并能把特殊知识分子全体的聪明才智都结合进去。这一组织形式的卓越典范过去曾经存在过(比如，百科全书学派)。这意味着，首先，一种组织样式的发明(通过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的一切方面，比如微型计算机)，使得所有能干的知识分子，可以对所有建构良好的公共干预行动提供符号支援。集中和自发(centralism and spontaneity)的两难，将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网络得到解决，这个国际网络，根据库萨的尼古拉的设想，将采取“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在的圆”的形式，“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没有地方是中心”。每个成员都可以提出干预的议案，其他人自由接受或拒绝。这种网络有自己的表达机关，可以动员起来，反抗对知识分子世界的自主性的一切攻击，特别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国际网络有助于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国际主义奠定基础，这种文化国际主义将抛弃保护主义和特殊主义，为每个民族传统最特殊的东西迈向普遍性创造途径。
但是人们怎么又能忽视这种集体动员的障碍呢?为了引起大家对共同利益的重视，对知识分子场域的逻辑中分裂和特殊主义的倾向，有必要加以压制。没有什么比让知识分子明白他们的斗争(即便是捍卫自主性的、纯粹团体目标的斗争)只能是集体性的更困难了。这种斗争必须是集体斗争，因为那些骑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力量(比如新闻界的力量)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起来，互相之间还存在竞争关系(同时也因为，任何动员的企图，一旦被怀疑服务于个人或团体目的，就注定要失败)。竞争的逻辑使得知识分子之间互相较量，其最极端的形式，甚至使得一个生产者最糟糕的竞争者同时也是他最好的顾客；正是因为这种竞争逻辑的存在，使知识分子最难发现那些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而且只有当这些共同利益受到直接的威胁时，就像今天英国的情况一样，知识分子才能避免见木不见林，他们的对手只是树木，而他们对手的敌人、同时也是他们的自己的敌人，才是森林)。
这是为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提供根据的另一个理由，这种法团主义来自一种适于捍卫充分理解的共同利益的法团主义。达到这一认识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或曾经是)葛兰西很珍视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神话。这种神话把知识分子归结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使他们不能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为了普遍性的事业，运用自己最有效的手段进行斗争。这里有必要指出这些普遍性的事业到底是什么，再看一看知识分子是不是界定和捍卫它们的最佳人选。当然，知识分子从来都认为自己是这个最佳人选。著名的“普遍阶级”，不管是黑格尔那里的普鲁士官僚，还是马克思那里的无产阶级，对知识分子来说都不过是具稻草人，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普遍性的最终裁决者，因为他们指定了“普遍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要求对他们的这种使命进行更稳健的重新定向。
显然，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摆脱这样一种普遍性的诱惑，那就是把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普遍化。他们过去的许多慷慨激昂的行动，显然是基于他们被支配的支配者这一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权力场域中被支配的一方这一位置——这种状况使他们感觉到，尽管拥有一种主要的支配手段——文化资本，是支配秩序的一员，但他们还是和一切被支配者站在一起。
这种对知识分子位置的含混性的现实主义描述，是不是肯定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性主张产生强烈怀疑?赋予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团体这种普遍主义抱负的历史因素，是知识分子通过拒绝特殊主义，自己给自己加上了这种抱负。他们宣称自己是普遍性的捍卫者，或者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哲学家是“人性的担负者”，通过这种集体宣誓，他们把自己投身到那种普遍取向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去。这种典范意味着义务，或至少要接受牺牲，这种牺牲就像伪善一样，是邪恶对美德的致敬。更准确地说，在知识分子场域这样的空间，对普遍事业的捍卫(如请愿)从来都会得到报偿，这样一种表象便产生了这样的状况：就是拿与这些行动相联系的符号利润，也可以动员知识分子支持普遍事业。只是对那些想把知识分子视为某种神奇的、堪为楷模的、例外于社会世界之规律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可能会显得极为幻灭，甚至有点愤世嫉俗。
为什么要赋予知识分子以相对特权，还有最后一个理由(当然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知识分子自身就不能像其他群体一样采取某些做法呢，比如，公开捍卫自己的世界观的权利，不管那是多么特殊，多么利己。只是对这一点，我们还不清楚)。在文化生产的特定产品中，有一种客观化的手段，社会学是其中之一，这种手段，通过经常表达某个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整体的利益，使得知识分子有可能知晓他们的实践的原则，他们的利害所在，以及他们在无私中的利益。这些工具保障了他拥有这样一种特权，那就是处在一个能够发现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位置上，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支持着他们的普遍主义主张的特权。因此，在知识分子知道如何把它行使到极限的情况下，这种知识分子垄断的批判反思，要求知识分子把对普遍性的追求，和追求特殊存在状况之普遍化的持续斗争联系起来，只有后者才能使对普遍性的追求成为可能。
(1) 德雷弗斯事件发生时，法国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以具有某种权威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身份介入政治，其时他们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而这种权威的基础，在于他们属于相对自主的人文、科学和文学世界，也在于与这种自主性相联系的操守、无私和能力。
(2) 这里我们可以举当代最有名的法德哲学家为例，由于他们同样的自主性关怀针对的是互相冲突的历史传统，在彼此与真理和理性的关系上明显相左，显得针锋相对。民意测验也是一样，有些西方人认为民意测验是支配的工具，而一些东欧人却把它当作获得自由的手段。
(3) Patrick Champagne说明了，政治示威的成功只取决于它们被报纸或电视关注的程度。因此它们的成功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五十个医学院学生，他们知道如何制造新闻事件，他们在传播专家的帮助下构思了一次象征性示威，并以这种方式牢牢抓住了媒体职业人员的注意力，于是他们的行动就成为比数千人参加、以传统方式组织的工会示威更重要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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